2005年,房产经纪人李贺(化名)完成了从事业顶峰跌落至谷底的全动作:年初,他是上海某房地产中介公司红极一时的“TOPSALE”,月收入过万,意气风发。一年后,他无业在家,虽然在上海有两套房产,但月负债近6000元,全部房贷要靠父母每月的资金支持。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啃老族”。

  而这一跃的背景画面是上海楼市调控前后宏大的历史镜头。

  最后的“疯狂”

  2004年底,李贺感到事业高峰已提前到来。连续几个月,他都成为所在公司的“TOPSALE”,平均月收入达到了万元以上。

  李贺所在的中介门店在虹桥古北。“这里是投资客比较多的地方,高档公寓和商业用房的需求都很大。”李贺介绍。而交易物业的总价越高,业务员提成越多。“在收入的刺激下,干劲真的很足。”为了能给大量的购房需求找到房源,李贺穿破了三双名牌皮鞋,四处“扫楼”。

  对于当时楼市的火热情况,李贺的店长介绍说,以一个花园式公寓为例,一个新房的房号刚在中介门店挂出,半小时内就会传遍周围的同品牌门店,两小时内就会成交。而一旦房价上涨而卖方感到损失,即便支付违约金,卖方也会收回房号。“尽管炒房号风险很大,业务员还是很愿意接的。”

  “现在想想那是楼市最后的疯狂。”每次回忆起那个阶段,李贺总是无奈地苦笑。

  一场宏观调控打破了许多人的发财梦,其中也包括李贺。根据某研究机构的数字,2005年五六月,上海一手房交易量比宏观调控前缩水近70%,二手房成交量相当于一季度平均交易量的40%。2005年一年,上海中介门店关店近3000家。

  从2005年4月起,连续5个月,李贺没有成交一套房屋买卖甚至租赁,圈内人讲,这叫“挂蛋”。在“挂蛋”情况下,经纪人一般只能拿到1000元左右的基本工资。

  在残酷的淘汰机制和收入压力下,李贺辞职了。随后,他又进入了两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均因业绩不理想而选择了退出。

  “啃老族”的爱与哀愁

  李贺成长于东北一个小县城,父亲在当地承包过工程,又做过国企领导,因而家境殷实。

  2003年,学农业的李贺考研失败,只身来到上海。“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在上海生存。”

  一个月后,住过潮湿的地下室,也住过阁楼的李贺开始迷惑于自己的选择,但一个偶然的机会重新给予了他希望。在朋友的介绍下,李贺进入了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相比之下,房地产经纪人的进入门槛还是比较低的。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2004年的上海却成就了一批高收入的房产经纪人。

  “那时候,房子一天一个价,连我们这些经纪人都搞不懂房子到底值多少钱了。”李贺回忆道。正是在这种升值的诱惑下,李贺开始考虑进入市场。

  2004年底,李贺先后买下了位于长宁区和徐汇区的两套小户型房产,首付款近60万元,月还款5500元左右。比较自己月均过万的收入,尽管房贷收入比超过了50%,但李贺觉得还是承担得起。毕竟升值那么快,短期卖掉就有赚了。

  于是,在李贺对上海楼市的热情描述下,父母认可了这次投资,分两次付清了首付款。其实,令他们欣然出资的另一个原因是看到儿子这么快就在上海成长为了市场专业人士。

  不料,几个月后,上海楼市发生逆转,从2005年5月起至10月的漫长时间,是李贺逐渐认识到危机到来的过程。在这几个月中频繁出台的调控政策彻底破灭了他的短期投资梦想:徐汇的房子因为还是期房阶段,不再允许转让;因为房屋空置过多,另一套房产快速出租也比较困难。再加上已经失业,还贷压力已令李贺手足无措。

  “我现在想找个市场机会,做点小买卖,实在不行就只有回老家了。”李贺说,“两套房子先放着吧,毕竟长远来看,上海房子不会贬值太多。”

  初夏的上海,夜晚江风还有点凉,多数时候,李贺沉默不语。谁会知道,2004年这段上海投资创业经历,会在这个28岁的青年心里留下什么。